作者：刘增合 载《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0年第1辑（创刊号）
【摘要】“家国关系”是多学科关注的命题，清代内务府与户部各自掌管的财政界限是否遵守是觇测该命题的重要历史窗口。咸丰初期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帝尽倾宫内所藏黄金白银拨济战区前线，户部应急放饷也屡屡得到宫内解囊，宫内储银由此逐渐陷入空虚状态。咸同两朝遍地烽烟，负责解济内务府银款的两淮、长芦、山东等地自顾不遑，财源多半应付辖地军需；粤海关“公用”例款的筹解为咸丰帝和内务府殷殷眷盼，然而粤省受困于连年战火，多次截留粤海关税款拨支省内急需，应付邻省索款，导致解济宫廷实银的业绩一落千丈。在严厉惩处粤省解款违纪官员政策的压力下，粤省屡请更改解款制度，却难以得到帝王和廷臣支持。此后内府仰仗帝王支持，开始频频借拨部库实银，两衙门矛盾开始上升。同治中叶以降，内府仰承太后意旨，大肆营造修缮工程，巨额部款被挪借至宫内，同治帝大婚筹备和亲政之后，内务府更不节制，频频逾规拨借部款，极大牵制着户部对西北战区酌济应急安排，最终导致部府交讧。光绪一朝部府矛盾虽有缓和，但间有不谐。光宣之交，因应立宪改革，皇室财政须与军国财政分离切割，独立管控，然而皇室经费的清查和预算却遭到太后、内府大臣的敷衍阻挠。皇室经费预算数字空前膨胀，显示出帝王私家与国家关系的扭曲。皇室财政逾界管控的跌宕波折，凸显了晚清财政制度运作中的特殊面相，各方博弈过程中，理、势、情三者关系如何权衡，柄国理政怎样顺应时势变革旧制，确为考验国家高层人士治乱处常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