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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史学》编辑委员会
主编：纪宗安 汤开建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明达 王新民 汤开建 纪宗安 陈伟明 张其凡 张晓辉 曹云华
执行编辑：陈文源 王元林
前 言
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暨南大学，其校名源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暨南自建校以来，迭遭搬迁，一直以“宏教泽而系侨情”为办学宗旨，以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1927年，暨南成为民国时期成立较早的少有的国立大学之一，同年即成立了由黄凌霜先生任系主任的历史社会学系，谭其骧先生等成为首批学生。同时，郑洪年校长还成立了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与大学部、中学部鼎足而三。
暨南素有深厚悠久的国学传统，一批著名的史学家曾先后任教暨南，如何炳松、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沈练之、丁山、胡厚宣、陈序经、朱杰勤、陈乐素、金应熙等；暨南一直是华侨与南洋问题的研究中心，刘士木、李长傅、温雄飞等在南洋史、华侨史领域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58年暨南在广州重建，长期积淀的国学传统得到嗣承，暨南大学的史学研究除了继续从事东南亚史及华侨史研究外，宋史、元史、明清史、中外关系史、边疆民族史、港澳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基督教史和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又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强项，现拥有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一批已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和专门史、中国古代史博士点与3个硕士点。“暨南史学”业已成长为中国史学研究领域中一支独具特色且实力强劲的史学队伍。
再过四年，暨南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近百年的厚重历史既为我们孕育了传统，又一次次地将传统割裂。今天，重建暨南史学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倍感任重道远，希望本校史学同仁齐心协力，并祈望获得海内外史学名家的扶助和指导，共同铸造真正的“暨南史学”丰碑。
纪宗安 汤开建
二00二年九月六日
《暨南史学》第一辑目录及摘要
前言 纪宗安 汤开建 （1）
从欧亚大陆的史前语言接触看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
徐文堪（1）
【摘要】关于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主要的争论存在于多区域性模型和单源模型即源于非洲之间。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我们也赞成非洲起源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选择了来自世界上22个不同地区的1000多名男性，对他们的Y染色体进行分析，并排出基因变异的图谱，同时也对来自母系的遗传物质进行了排序。结果发现，不同人种有一位共同的非洲女性始祖，生活在14.3万年前，而人类的男性始祖则生活在5.9万年前。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则选取了53名来自不同地区、种族、文化的实验者，对他们的全部线粒体DNA进行研究比较，从中发现：约12至22万年前，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人群是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大约在2至8万年前，大批人走出非洲迁徙到世界其他地区，取代了这些地区原有的人类。
根据基因研究，东亚地区南方人群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而北方人群则相对较少，在Y染色体单倍型上仅有南方人群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推测，现代人在东亚的最早迁徙是由南向北。我们的非洲祖先到达东亚的时间可能是6万年前。他们首先居住在东南亚一带，而后逐渐向北迁徙。跨过长江、黄河，北及西伯利亚。语言学家把南亚语、澳台语（包括南岛语、卡岱语）、苗族语归入南方大语系（Austric）,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中亚居民在东亚北部某些居民在在遗传学上的类似性，说明中亚地区的资料在研究东亚民族（包括南方与北方）的起源问题上具有极端重要性，这在今后应引起充分注意和重视。
在汉藏语系的起源和研究方面，一直存在圈套的分歧。但总的来说，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言上有所反映。中国新疆等地区从远古到中世纪早期的人种善是欧罗巴型人种占优势。古代印欧语系语言，主要是吐火罗语，稍后还有印度－伊朗语族诸语，与主要是蒙古利亚人种类型诸族所说的汉藏系语言也有联系。至于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系诸语之间，也不能排除在发生学上存在着一定亲缘关系的可能性。
此外，俄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汉－高加索语系”的概念，把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包括在内。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Na－Dene语系有关。美国学者最近更将巴斯克语、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苏美尔语（Sumerian）等语言的材料加入进去，从而为汉语具有更远古的语源关系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线索。这个与中国境内语言的系属分类有关的Dene－高加索大语系的推测，已经得到美国语言学家如葛林堡（J.Greenberg）的赞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因此，对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应该从史前的全球语言联系特别是欧亚大陆的语言接触的角度重新审视。
通过基因分析，结合群体遗传学调查和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将逐步弄清欧亚大陆说同一语系和不同语系语言的族群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这方面的探索还刚刚起步，但前景广阔，我们期望在新世纪里获得长足进展。
朝鲜开国神话中的中华文化痕迹 高伟浓（9）
【提要】本文通过对古朝鲜的开国神话的形态和用词属性的分析，发现其有较强的中国化色彩，从而揭示中华文化对朝鲜半岛的早期影响。
周穆王、唐太宗骏马名号语源考 芮传明（19）
【提要】周穆王、唐太宗骏马名号的语源，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些学者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本文通过较为广泛的典籍引证，以及突厥等语言、语汇涵义的认真比照，为读者提供了一组有依据的相关解释。
高句丽三京考 熊义民（30）
【提要】高句丽的都城曾几经变迁，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原对此缺乏了解，致酿指鹿为马的错误，事实上高句丽的三京是：公元586年前，首都平壤城（今集安县城处）、别都汉城（即乐浪郡城，今平壤处）和卒本（即纥升骨城）；公元586年后，首都平壤城（即长安城，今平壤处）、别都国内城（今集安县城处）和卒本。
空海入唐与日本国书初探 韩昇（38）
【提要】公元804年，日本僧人空海受派来到唐朝，回国后，作文记叙出使经过。本文以空海在福建上岸入唐的史事及其撰写的文书为考察对象，从而引发并解决了一二饶有趣味的中日交往史上的疑难问题。
党项源流新证 汤开建（52）
【提要】本文是作者研究党项源流最为重要、系统的作品，通过汉、夏、藏文史料的勾稽考证，从六个方面论证了党项源出鲜卑。
唐宋家族制度嬗变原因试析 包伟民（76）
【提要】中国古代家庭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魏晋隋唐时期的贵族型家族制度向明清之际的普及型家族制度的演变过程，而两宋则处于此转变的中间阶段，并为普及型家族制度的发端时期。本文通过探讨普及型家族制度的一些基本要素如族长、族谱、祠堂、族产和族规等的生长和嬗变以及宋代义门大家庭与普及型家族之间的区别，分析了唐宋家族制度嬗变亦即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普及型家族制度兴起的原因：唐宋间社会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流动性扩大是士大夫要求重建宗法组织的深刻社会根源；而唐代以来阶级结构的变化，如旧世族阶层衰落，客户在法律上成为国家正式的编户齐民，社会各阶层在法律地位上的日趋接近为普及型家族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传统氏族社会残余，尤其服亲血缘关系是宗法重建的直接前提；最后，两宋儒学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儒家孝道伦理观念的强化为普及型家族制度了思想根源。
以北汉问题为核心的宋辽军事冲突 曾瑞龙（94）
【提要】本文在有限度战争的理论指导下，对宋辽围绕着北汉存亡的军事冲突进行了考察，认为由于北汉的存在，宋辽近二十年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呈现辗转升级的线性发展态势，而是在有限政治目标下显得较为克制，河东地区充当了缓冲地带的作用。但是，随着北汉的灭亡，双方的有限目标的政治内容已不复存在，宋辽关系出现圈套的波动，双方战争全面爆发。
陈瓘年谱 张其凡 金强（112）
【提要】本文从《宋史》、《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会要辑稿》、《永乐大典》、《宋元学案》、宋元明清方志以及宋元文人文集及笔记小说中广泛搜集胪列陈瓘的相关材料，并在《永乐大典》卷3143－3144所存元人陈宣子所编《陈了翁年谱》的基础上，撰成此谱，以见陈瓘之家世、生平、交游、著作以及和当时政局之互动关系，或可作为对北宋末年政治变动的一侧面考察。
宋元时期白莲教与佛教净土信仰及摩尼教之关系 范立舟（133）
【提要】宋元时期的白莲教对佛教净土信仰的吸纳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在南宋创立时所依傍的是弥陀净土信仰，此外还吸取了天台宗的教义。入元以后，白莲教更多地受到弥陀净土信仰的渗透，逐渐在为民间反叛运动的工具。摩尼教既为白莲教提供了宗教戒律方面的样板，也为其注入了鲜明的叛逆性格，后者在元代中后期逐渐显现出来。宋元时期的白莲教是一种为下层社会提供信仰和依靠的组织，但从一种纯粹宗教信仰社群转而为下层民众试图用来作为改造世界的法器，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
元朝科举诏令文书考 陈高华（153）
【提要】科举制度及其施行情况，乃元朝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作者在日本东京所见《类编历举三场文选》中的资料为底本，兼以《事林广记》、《艺文类聚翰墨大全》等书的相应记载进行互相映证的详细考证，并对元朝科举诏令文书的格式、内容、前后变迁等作出较为深入的分析。
元英宗朝政治与南坡之变 王颋（173）
【提要】元中期在位的英宗硕德八刺，常被研究者们作为锐意革新、壮志未酬的帝王加以赞扬。本文分别从元英宗与铁木迭儿、铁失、拜住的关系，以及南坡之变发生原因等层面进行考察，以达到对这个少年君主的人事“亲疏”和遇害的更深入了解。相关结论如下：一、元英宗即位典礼举行后二年里，右丞相铁木迭儿仍然肆意迫害和摈斥异己。这些作为，大多或经“允许”、或“激怒”促成，而非没有实权天子迫于形势的“忍让”。元英宗之觉察铁木迭儿之“奸佞”，自有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二、当至治二年秋以前，受到元英宗信任的大臣为：右丞相铁木迭儿、左丞相拜住和御史大夫铁失。一年后沦为政变罪魁的铁失，即使在贿赂事件揭露以后，仍被委以监察和宿卫重任。而英宗的易怒、果杀性格，加剧了侥幸免于惩处他的恐惧心理。三、“新政”的真正开始，始自“反贪”；可惜的是元英宗并没因势利导、彻底进行。而被委以期复致治的拜住，竟然对可能的喋血事件毫无“防范”意识，最终酿成了君、臣遇害的惨祸。四、鉴于以上事实的发掘，可以认为：当仁宗去世以后，并不存在始终壁垒分明的“保守派”与“改革派”间的斗争。元英宗拜住与铁木迭儿、铁失间的冲突，应该是与“文化”背景无涉的“廉正”与“贪邪”的较量。
明律“化外人”条试析 邱树森（186）
【提要】中国古代从唐朝开始制订关于“化外人”法律条文，唐律中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宋律全盘继承唐律，元律基本精神相同，但明律则改为“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从律法上来说，这是原则上的重大变化。本文着重于探讨明律“化外人”条修改的原因和对三类不同“化外人”不同的执行情况。
明清澳门内地移民的发展类型与人口构成 陈伟明（194）
【提要】澳门，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以中国内地移民为主。他们在澳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由于各自的历史动机和性质不同，形成不同的发展类型，并且作为社会整体，组合分化为各种各样的人口构成。探讨明清澳门内地移民的发展类型与人口构成，可以进一步了解认识澳门内地移民的历史发展状况与基本构成，以充分认识澳门内地移民在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吴殳著述考 马明达（217）
【提要】吴殳是清初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武艺家，是一位坚守志节的明朝遗民。他博学高才，著作宏富，但事迹晦蒙不明，学界对其生平和学术成就并不熟悉。本文以他的著述为考察对象，经过深入发掘，确定其著述的种类和存佚，并通过对部分著作的评介，对吴殳生平及有关历史背景和事件有所考稽，为进一步研究明清之际文化与学术的嬗变轨迹，以及学人的社会活动、政治取向等有所助益。
岭南园林与中外文化交流 纪宗安 孟宪军（242）
【提要】园林和宫殿（包括神的宫殿－庙宇），历来是文化集萃的场所，文化的交流也常在这里发生。岭南，作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最早的交汇之一，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而生于兹、长于兹的岭南园林，就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担负起中外文化交流先驱的使命。中国传统的造园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高雅的意境和杰出的水平，其风格与同时代的欧洲造园艺术迥然不同。中国造园艺术曾对欧洲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这种出口，特别是其早期，主要发生在岭南地区。反之，鸦片战争以前的岭南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又是外国园林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唯一途径，久而久之，岭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多样化的外国，特别是西方园林文化的痕迹。本文旨在勾勒出岭南园林艺术在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历史，探究分析这些变革与成就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阐述文化交流是推动世界和中国近代文化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东南亚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 曹云华（260）
【提要】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实质是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华人只有积极参与所在国的政治生活，融入当地政治生活的主流，才能真正理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华人社会的各种问题，使华人能够在东南亚安居乐业，与当地民族携起手来，建设共同的家园。本文着重考察东南亚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过程。在早期，东南亚华人很少过问当地的政治，但也不是完全不发生任何关系，例如，甲必丹、兰芳公司等，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不能算是真正的政治参与，只能说是现代政治参与的萌芽。东南亚华人真正的政治参与，是从战后开始的。
略论近代日本人在香港的经贸活动（1845－1936） 张晓辉（279）
【提要】日本人在香港的发展萌生于幕府末明治初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势力大为膨胀。日本人在香港创办的企业类型比较多样化，但主要以具有官商背景的金融、航运及贸易公司为核心。日商利用港英政府的自由港政策和香港的中转贸易功能，向中国内地尤其是华南和南洋一带倾销工业制品，并吸取这些地区的农矿原料。日本强盛后，对港贸易产生了巨额顺差，日货倾销亦对香港市场造成很大冲击。抗战以前，由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海内外华人不断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潮，英美等国同日本的摩擦加剧，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商在香港的扩张势头。中国人民频密的抵货运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在香港的势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抵货运动难以彻底奏效，日本人仍在香港保持着重要的影响。
Hopo的词源及其设立年代考 金国平（292）
【提要】该文结合中西史料勾稽Hopo一词源流，认为Hopo一词系“户部”之对音，而非学界普遍认为的“河泊”二字。同时考订了澳门关部行台设立的日期。
耶稣会士鲁日满账本 [比]高华士编、赵殿红译（300）
【提要】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1658年7月到达澳门，随后前往江南传教，驻地常熟，主要活动于常熟、苏州、松江、上海等地。他的这本账本始记于1674年10月7日，终于1676年3月或4月。包括收入账、支出账及记录自己精神修练过程的神操笔记三个部分。内容十分细致，涉及传教活动、日常活动、与不同阶层的中国人的关系、日常生活的收入和开支等生活细节。此账本不仅对研究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情况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我们考察当时江南地区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和货币兑换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方济各会中国教区中、西文档案史料介绍 崔维孝（326）
【提要】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是天主教最主要的托钵修会之一。1205年由意大利人方济各（San Francisco de Asis）创立，并于1209年获得罗马教皇批准。在中国元朝期间，该会便以罗马教廷名义，多次派遣传教士前来中国传教。1294年抵达中国的方济各会传教士孟德高维诺（Juan de Montecorvino）最后取得了成功，获准在华传教，并成为天主教在华的第一位主教。后来随着元朝的衰亡，方济各会也逐渐中断了它在中国的活动。自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西班牙人自墨西哥经由海上航道来到菲律宾之后，又一次激起了方济各会士们前往中国传播福音的激情。1579年至1632年明末清初，方济各会西班牙会士们几经尝试，历尽风险，虽然多次进入中国，但都未能获得留华传教。直到1633年，方济各会西班牙会士李安堂（Antonius a Santa Maria Caballero）才经由台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并成功在山东省建立了方济各会的第一个教区。在此后的近二百年里，尽管在中国的传教历尽艰辛，几经教难，但是方济各会还是不断扩大其传教的区域，沿海地区的福建、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内陆的江西、湖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份都曾经是方济各会会士们传播福音的地方。从来华人数及传教的范围来看，方济各会可以说是仅次于耶稣会来华传教的天主教第二大修会，但是至今除香港、台湾有学者出版专著及论文研究方济各会来华传教史之外，大陆仅有极少数史学专家和教授开始关注方济各会中国教区的研究工作，并开始了相关的历史档案文献及资料的查找和收集工作。本文试图就笔者所接触到的有关方济各会中国教区西文档案资料以及中文史料作一个简介，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借以促进对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团历史的学术性研究工作。
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的环中国大旅行与中法外交交涉 耿昇（349）
【提要】1841－1846年，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与秦噶哔从事了一次环中国大旅行。他们先从澳门经广州到达当时属北直隶的西湾子，然后又赴西藏旅行，以图布教。清朝驻藏大臣琦善，奉清廷命令，又将他们驱逐回广州和澳门。他们沿途记载了大量见闻，写成了几部传世名著。这一事件造成了中法之间的一场外交纠纷。本文根据西文资料，试对此略作概述。
研究澳门土生葡人的珍贵史料——若尔热·福尔加斯《澳门土生葡人家庭》评介
李长森（374）
【提要】本文对若尔热·福尔加斯的《澳门土生葡人家庭》一书进行了系统评价，目的是使学界对这部目前仅存的研究澳门土生葡人的珍贵史料有所认识。文中还对澳门土生葡人的流向与华人在澳门土生葡人形成中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欢迎各位踊跃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