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水利设施的地理复原研究 郭声波 （11）
【提要】本文在吸取前人、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考古材料及实地考察，对隋唐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水利设施进行了较为全面详细的地理复原研究。其中，对龙首流路的补正、黄渠下游的推测、昆明池进出水道的考定，漕渠与滋堤、广运潭的关系和城内外井泉分布的研究等，均有一定学术价值，可与《西安历史地图集》互补。
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龚胜生 （32）
【提要】瘟疫灾害是急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造成的灾害，它自始至终是人类生命和健康安全的天敌。隋唐五代时期气候相对温暖，流行的疫病主要有天花、疟疾等，与其前的魏晋南北朝和其后的宋元明清相比，该时期疫灾相对稀少，疫灾频度约12.4%，其中盛唐所在的8世纪疫灾频度最低；疫灾流行的季节主要是夏秋。至于疫灾的地理分布，隋朝是北方多于南方，唐朝与五代是南北基本平衡。北方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南方疫灾主要发生在江淮之间和长江三角洲。
明清时期潮州外贸港口变迁 王元林 刘强 （52）
【提要】明清时期，由于奉行不同的对外政策，潮州外贸港口的分布和变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代的外贸港口有南澳岛诸港、柘林港、鮀浦港、溪东港、广澳、磊口、马耳、达壕、南洋、辟望等港口。清代的外贸港口有庵埠港、溪东港、东港、西港、沙汕头港、东陇港与樟林港、潮阳诸港、南港、南洋港、北炮台港、黄冈港、神泉港、靖海港等。港口的分布与变迁亦与潮州的粮食贸易有很大关系，潮州外贸港口的形成与发展有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规律。
清代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开发及其对环境变迁的影响 朱圣钟（63）
【提要】清代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经济开发经历了两次高潮、两次低潮四个时期。与经济开发相对应，四川凉山彝区的生态环境的变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清代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开发是影响该地区环境变化的重要原因。
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民间”与“官方”
邓小南 （75）
【提要】从前近代时期洪洞的情形来看，对于水资源问题的重视，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人们心目中与“水”有关的神灵的祭祀，一是对于现实社会中水利事务的管理与经营。本文的讨论侧重于后者，侧重于考察地方社会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精英人物”的活动。由此入手，我们有机会更加具体地观察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有可能获得更为丰富、更为逼近社会现实的认识。
本文以前近代时期洪洞诸渠为例，考察了当时当地对于水资源的管理机制及其动作，包括对于用水秩序的经营、组织层次的建立、日常动员协调的途径、解决内外矛盾纠纷的惯例以及民间与官方的沟通方式等等。
围绕洪洞水秩序的考察，使我们得以观察到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中衔接“官”与“民”，激活二者互动的力量及其动作的方式。
《隋书。西域传》要注 余太山 （92）
【提要】本文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之一，旨在凸现诠释系统，不胪列异说。突出重点，与“西域”无直接联系者从略。以传文内容为界，不事枝蔓。各传所在正史有关材料择要录入（有时也予简注），以资参考。凡有所本，标明出处。文字、标点从中华书局本，指出区别。
9世纪末靺鞨人进入新罗东北境史事考
——以《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宪康王十二年记事为中心 马一虹 （124）
【提要】本文对9世纪末进入新罗国东北境的“黑水国”人的属性、入国的目的和途径等进行探讨，同时对当时黑水靺鞨与渤海国的实力消长情况、新罗国内形势及与渤海国间关系以及东北亚大陆人群集团与朝鲜半岛交涉的途径及形式等问题作了一次全面梳理。
白江口之战的唐朝兵力考 韩昇 （136）
【提要】白江口之战是古代东亚世界形成过程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唐朝与日本水师会战，双方的兵力在中、韩、日三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不一，颇有疑问；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推测。本文考订交战三方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对唐朝和日本投入战场的兵力提出明确的结论，认为这是一场双方兵力大致相等的战役，日军失败的原因在于其政治决策。
耶律铸夫妇墓志札记 刘晓 （144）
【提要】本文主要介绍了1998年在北京颐和园出土的耶律铸夫妇墓志，并结合现有文献资料，对其家族成员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
久佚海外《永乐大典》中的宋代文献考释 方健 （155）
【提要】流失海外文献的回归，给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本文对久佚海外《永乐大典》17卷中的宋代文献进行了考释，论证了《傅岩老诗集》等一批罕见著录的宋人诗文集的久湮复出，逐篇考释了曾巩13篇佚文的内容、写作时间、作者宦历及其交游，对陈瓘等人的14首佚文也作了简要介绍，充分显示了《大典》的文献价值。本文还以《诗话总龟·咏茶门》为例，揭示了《大典》不失为校勘所资的宝山。对《大典》残本本身及其所包含文献的研究，目前还相对滞后，亟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明代“祥瑞”兽“驺虞”考 王颋 （191）
【提要】明永乐、宣德年间，曾三次“报告”有“祥瑞”之兽“驺虞”出现，并将相关的个体公开展示，而符合所述“虎躯狮首，体魄伟岸”、“白毛黑纹，尾巴修长”、“性格温驯，仪态优雅”、“动作敏捷，奔跑如飞”等四个方面特征的动物，非猫科动物“猎豹”的变异个体，毛色有“白化”倾向的“王猎豹”莫属。而这种可说明极其“珍稀”的动物个体，原产地乃在南亚或非洲大陆。出于感激和维护，从禁锢中获释的周王朱橚，精心策划了相关“附会”和“进献”。由于上古记载赋予兹种“食肉”兽类的“仁”、“义”特征，“驺虞”的展示，意味着向世人宣告由“天意”促成的崭新“纪元”的开始。而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廷臣众多的“赞”、“颂”，正是中国中世纪“异常”的“幽默”事件。
明代南京马快船考释 李龙潜 （202）
【提要】明代南京马快船是政府经营的一支船队，最初是由运输军马和辎重而得名，永乐以后主要为王室运输生活享受的各种物品，及视需要而服役。其驾船小甲水手，是通过徭役编佥而来，马船从民户中编金，快船从军户中编金，体制不同，较为复杂。随着甲夫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加重，他们纷纷逃亡，编金制度遭到破坏，于是便出现了万历年间的改革，主要是从力役改为征银，雇役应差，即从力差改为银差，力差的货币化，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进步。但是，这种改革属改良性质，无法解决船政制度带来的各种弊端。从南京马快船的发展演变过程来考察，其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四民分业”问题
——兼述唐中后期城市居民的职业结构 冻国栋（226）
【提要】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所谓“四民分业”，亦即士、农、工、商四大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善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论题。它既曲折地反映了各该历史时期社会阶层的基本样式，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前近代史上人口职业结构的大致情状，因而有必要从不同侧面进行研讨。本文拟以唐代的职业结构为例，试图从唐宋社会历史变迁的视野下从几个角度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简略讨论。所言有三：一是唐代律令中有关“四民分业”的规定及其变化；二是敦煌石室所出“二十五等人图”及唐代判文所见时人对工商问题的认识；三是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敕中所见城市（主要是长安）居民职业结构的某些迹象。期冀通过上述问题的思考，能够对这一时期社会中人口职业的分布善获得若干初步的认识。
略论唐代东都分司官的发展脉络 勾利军 （243）
【提要】本文将资料所见的唐代东都分司官逐一统计，说明唐代东都分司官的发展脉络。从显庆二年到天宝末年，东都洛阳常设的中央职官主要是实职，一类是台省机构，一类是对东都宫殿、苑囿进行管理的事务性机构。安史之乱后至唐敬宗宝历年间，代宗、德宗和宪宗三朝东都御史台官员明显增加，同时分司官的任职原因不仅有通常认为的安置罢黜、远黜量移及性乐恬退等，还有赏功、重用、避祸、因病及照顾家庭等。大和年间至唐朝末年，不少东都分司官员受牛李党争等政治斗争的影响。唐代分司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表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周易》与苏轼蜀学 范立舟 （272）
【提要】苏轼所建构的思想体系，以《东坡易传》为基干，会通诸家，以儒为本，重视生命的价值，提倡人性的自由，追求旷达的人生境界，表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同时，融通三教，崇情抑性，重利致用，推自然之理，明人事之功，这是苏轼思想的基点，也是苏轼蜀学的特性。
元代文庙祭祀初探 申万里 （283）
【提要】唐宋以来，中国各地的文庙祭祀制度逐渐形成，这一制度在元朝得到明显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祭祀礼仪的完备、祭器的普及、大成乐的推行等方面。元代文庙祭祀的形式有春秋祭丁、朔望祭祀以及平时的庙谒等，祭祀一般由地方官主持，参加者主要是各地的学官、大小学生员、地方吏员以及民间儒士、耆旧。由于唐宋以来儒学出现的“庙学合一”的特点，元代文庙祭祀成为各地儒学日常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元代文庙祭祀在发展教育、传承文化、稳定社会及净化社会风气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清时期武当山朝香习俗研究 梅莉 （305）
【提要】明清时期由于真武信仰的兴盛，作为真武本山的道教名山武当山也因之被尊崇，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香客，成为与泰山、普陀山和天竺山齐名的朝香圣地。香火旺盛的武当山，香税收入惊人，全国只有泰山的香钱可与之相比。武当山进香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区域文化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王源学行述略 马明达 （329）
【提要】王源是清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颜李学派的重要成员。通过对他的生长环境、生平交游和学术追求的深入研究与分析，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一生，并透过他看到康熙年间一批同类学者的状态以及当时社会的某些方面。
乾隆皇帝与康熙《御批通鉴纲目续编》 梁太济 （343）
【提要】清乾隆年间，曾借修《四库全书》为名，对康熙《御批通鉴纲目续编》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搜缴抽改，其目的是为了淡化民族意识，为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寻找文化层面的依据。但这种删改，破坏了历史典籍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致使一些历史史料的记载充满着悬疑，给后人了解、研究历史造成了障碍。
清末禁烟时期的鸦片专卖 刘增合 （360）
【提要】鸦片专卖是清末财政扩张的重要途径。各省为筹措赔款和练兵经费，以禁烟为名，注重调查海外各地的鸦片专卖经验，以举办专卖为急务，借此弥补土药统税制度给地方财政带来的损失，为地方财政拓展空间。部分朝臣出于各种目的对地方专卖的要求给予支持，有关部门也积极介入其中。然而，掌管清廷财政而且圣眷甚隆的度支那尚书载译，注重推行中央财政集权，维持鸦片统税制度，屡次否决地方省份的专卖请求，鸦片专卖的筹划一波三折，地方省份的专卖请求最终被度支部所阻止。这一事件折射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清末新政时期的恶变趋势。
广东商会与近代区域社会变革 张晓辉 （383）
【提要】明清以降，我国时代的主旋律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寻求近代化发展道路。广东商会负有“联商情、开商智、扩商权”之使命，领导工商业资产阶级追求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和军阀割据，抵制洋货、振兴国货，致力于“实业救国”，成为推动近代岭南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广东商会具有凝聚、沟通、促进、调和、慈善公益、地方自保等诸多社会功能，由于其法定职责得到商界的承认而发挥领导作用，并因拥有相对雄厚的经济、政治实力而成为本省社团网络的聚合中心，加之追求和平与有序，故成为近代乱世中之稳健因素。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商会作用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民国中后期，广东商会锐气和棱角磨尽，难以释放出政治能量。
转型时期的海洋中国 王赓武 （403）
【提要】作为历史片断的海洋中国反映出以朝贡体系为依托的世界秩序的冗长消亡过程，但是直到1850年代，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转型期。作为外围地区的海洋中国，是以陆地为中心的外围地区，当中国商人遇到可选择的价值体系时，确实经历了一些改变，但只要陆地的中心地位仍然存在，在这段时期就没有真正的转型期。作为终点的海洋中国到18世纪变得更为开放。在海外中国人的团体中，见多识广的世界主义者网络出现了某些转型的迹象，但他们对祖国的人们影响甚微。在英国强权危及中华帝国的前夕出现的社会转型，已经走出了中国人的控制能力，意识到时为时已晚。综合考虑上述三种海洋中国，中国出现了一些相互交织的复杂观念和措施，但其对中国中央和地方权力结构的各种影响，仍有待研究。而理想中的海洋中国是权力和文明平衡发展的结果，它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减少激进变革的需要。
一个传奇的形成与演变——有关使徒圣多马传教东方的若干记录与分析
戚印平 （412）
【提要】圣多马传教于东方的传奇故事在大航海以后的许多文献中都有记录。除纯粹文本角度的考证之外，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情境与需要在这一过程中的潜在作用。正因为如此，在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中，圣徒的足迹延伸才会与葡萄牙等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大致同步，并且逐步与耶稣会士们的活动趋向于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圣多马传奇的考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不仅有助于澄清普世信仰所起的巨大精神作用，而且使我们从文本差异的分析及其心理动因推断中，窥见隐藏于文本背后的复杂内幕以及作者个人的情感因素。
西医入京与清前期天主教政策之演变 董少新 （439）
【提要】康熙中后期由于个人健康的原因，皇帝不断招请西洋传教士医生入京效力。这些传教士医生在宫廷中的医疗服务，对清政府采取宽松的天主教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雍正继位以后，采取了严厉的禁教政策，使西医入京陷入低谷。乾隆时期，清政府一面禁教，一面仍招请西洋技艺之人，传教士医生又得以入宫效力，但是规模较康熙时期已大为缩减。嘉庆时期，清政府施行彻底的禁教政策，几乎所有的传教士均被驱逐出境，首次西医入华到此告一段落。作为西学东渐内容之一的西医入京，与清前期的天主教政策形成了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西医入京随宽松的天主教政策而兴，随严厉的禁教政策而衰；同时西医入京又促使康熙颁布驰教谕令，并有助于天主教在乾隆时期的禁教政策中得以维持。
澳门通洋贸易与广州黄埔设港的关系 韦庆远 （454）
【提要】在广州黄埔设立港口，是清代康雍乾时期采取的重要决定，反映了清代前期国力的伸张和试图将海外贸易规范化的措置。它既顺应了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但亦因为清朝政府实行开海贸易，加强了粤海关的职权，又将外国商船进出口集中到黄埔港，取消了葡萄牙管制下的澳门作为中外贸易和交往唯一通道的地位，也必然会和一些外国势力发生利益冲突。除澳葡当局的反应相当强烈外，当时企图在中国开拓殖民主义和强烈要求扩大开放通商渠道的英国，也表现得最为躁动，曾多次试图闯入黄埔港，突破中国的外贸管理体制，但都遭到清朝政府的严厉驳回。黄埔一港，实密切反映着当时粤澳以至中外关系的风云变幻。在清朝高层官僚中，对于是否坚持在黄埔开港也引发过激烈的政策争论，是当时国内国际关系急速演变的反映。
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 吴伯娅 （464）
【提要】乾嘉时期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西力量对比易位的前夜。考察这一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是很有意义的。本文依据新近出版的清代档案及其他中外文史料，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①闭关自守的海外政策；②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③对西方传教士的使用与限制；④对西方科学的吸纳与排拒。
震旦大学与圣约翰大学之比较 王薇佳、康志杰 （487）
【提要】震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创办于近代上海，分别属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和美国圣公会。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两所学校各有其特色。本文从办学宗旨、教学语言、办学理念、国学教育、向政府立案等多个侧面对这两所学校进行比较，尝试着这种研究方法，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教会大学。
民国时期澳门近代体育的形成与发展 汤开建 （505）
【提要】近代澳门体育的发展状况随着中国以及当时国际上的形势变化而进行着。1925年，特别是1928年《中葡友好通商条约》签订后，中葡关系逐渐缓和，澳门近代体育制度也随之建立，官立学校体育发展起来，甚至还出现了澳门近代体育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抗战爆发以后，澳门近代体育又经历了抗战中的“非常”发展时期，抗战后一段时间曾陷入沉寂，然而总体上是不断发展的。
启蒙时代西方对中国宗教的解读 张国刚 （537）
【提要】礼仪之争其实就是欧洲教俗世界关于中国文化和宗教的一场大讨论。它除讨论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政策是否合理之外，另一核心议题就是讨论中国宗教的性质，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礼仪之争的对立双方对中国儒教的认识，给远在万里之遥的欧洲本土的知识分子带来什么启发。由于教派之间的辩论促进了理学在欧洲的传播，但对理学更感兴趣的似乎不是围绕耶稣会士传教政策而兴的教会内外的对立两派，却是对天主教会心怀不满或者自成一套的思想家、哲学家。无论17和18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怎样评价孔子学说和宋明理学，其共同的本质特点是以对基督教教义体系的情感作为认识、理解和评价中国哲学的参照，没有人能接触到完整的中国哲学，也无人有能力深入其中。中国哲学对于教义的捍卫者和反对者来说，都是对灵感的刺激，都是帮助阐发其观点或建立其学说的证据甚至是发语词而已，但没有人是真正参照中国哲学生发出自己的理论的。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并不像耶稣会士那样希望用自己的哲学改造中国哲学，他们同样也不认真指望将中国哲学作为自己学说中的一个有机组成。
16－17世纪英国商人的社会生活特征 赵秀荣 （556）
【提要】16－17世纪英国商人是过渡时代正在崛起的中等阶级的主体。他们的社会生活表现出既受时代制约，追逐物质财富；又受传统的影响，珍视信仰、感情，追求精神生活的群体特征。本文选取他们的婚姻与慈善事业来探讨这一特征，以期反映成长中的中等阶级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美国对土耳其政策的演变（1945－1960年） 崔丕 （567）
【提要】本文以美国政府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对土耳其政策文件为基础，探讨美国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土耳其政策的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成为美、苏冷战的主要战场。土耳其危机是战后出现的区域性东西方冷战危机。从此，美国政府将土耳其问题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体系。美国向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承担土耳其安全保障的责任，土耳其则向美国提供所需要的军事基地，并按照美国政府的意图在中东地区和巴尔干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土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冷战时代美国与地处美苏利益交汇地带边缘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
以苏为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和思考 沈志华 （587）
【提要】有关苏共二十大早年公布的文件以及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活动和社会趋向预示了改革的基础，二十大路线的理论前提是客观存在的。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本质而言，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历史冤案的社会浪潮不过是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机会。囿于认识能力和传统思想，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提出改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任务，而仅限于政策性调整和某些具体措施的实施。但无论如何，二十大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会。对于苏共二十大路线，中共中央最初是完全赞同的。对于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内心是满意的，只是不同意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个人崇拜。至于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论述与苏联的改革措施及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相比较，没有更多的新东西。毛泽东认为需要引为借鉴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这正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考虑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问题。从本质上讲，苏共和中共当时都没有摆脱斯大林所指引的道路，毛泽东不过要通过采用那些自己熟悉的方法比苏联走得更快些。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共八大继续探索而产生的思想火花，很轻易地就在突然爆发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中熄灭了。
全球“美国化”的研究现状及其思考 王晓德 （629）
【提要】全球“美国化”主要指20世纪以来美国大众文化对其他国家文化发展的影响，这种全球现象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本文作者考察了美国学术界、欧洲学术界以及非欧美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概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全球“美国化”是各国所面临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现象，似乎导致它们的社会在表面上向美国文化的趋同。其实，“美国化”不会带来不同文化发展的单一化或同质化，只会促进其他国家文化从“传统”向“现代性”的转变，或者在“传统”中注入更多的“现代”因素，而不会改变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