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鹤（美国） 王子今（北京） 田卫疆（新疆） 刘迎胜（南京）
李锦绣（北京） 吴玉贵（北京） 张国刚（北京） 张 磊（广东）
陈高华（北京） 陈得芝（江苏） 范立舟（杭州） 季塔连科（俄罗斯）
周伟洲（西安） 庞晓梅（俄罗斯） 波波娃（俄罗斯） 姜伯勤（广东）
章开沅（湖北） 彭 卫（北京） 谢和耐（法国） 蔡鸿生（广东）
编辑委员会
主编：马明达 纪宗安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明达 马建春 王元林 刘正刚 刘增合 纪宗安 李云飞
吴宏岐 张应龙 张其凡 张晓辉 陈伟明 郭声波 冀满红
编辑室
主任：马建春
执行编辑：刘永连 李新华
《暨南史学》第八辑目录及摘要
阿尔泰史前时期的萨满岩画
张志尧（1）
【提要】阿尔泰史前岩画是远古欧亚草原的艺术瑰宝。而阿尔泰史前的萨满题材洞窟岩画，则是人类蒙昧时代、自然灵力崇拜的历史见证。
作为“中亚湿岛”的新疆阿尔泰山的东部与西部，是额尔齐斯洒上游的两端，其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正是第四纪冰河晚期东西部人类集群大规模迁徙、聚居的栖息地。
为此，新疆阿尔泰山的东、西部洞窟，正是远古先民祭天敬祖之圣地。
阿尔泰山东部的富蕴县唐巴勒洞窟，该地所发现的：拱顶上的“倒山字形”符号、洞窟中的同心圆、巨大的手掌形、人面形等图案，与阿尔泰山西部哈巴河县沙拉乌俊、杜阿特洞窟所发现的“萨满征战祭祀”、“萨满祈祷水草丰盛、狩猎成功”和手掌印、奥丁神、太阳神祭坛、猫头鹰、汗血马、虎、熊、牛以及巨人与魔法围墙等，这些具有巫术感应的印记、天体的象征符号以及神灵、动物图腾等赭色彩绘岩画，是欧亚草原史前岩画的罕见珍品。
在遍布全球的洞窟彩绘“手掌印”史前岩画中，杜阿特洞窟的手掌印以及整个洞窟扑朔迷离的“萨满教”氛围，就相对的文化类型比较而言，它在内容上、表现形式上，特别是远古东西方融合的元素上，要比蜚声海外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雅布赖洞窟的手掌印岩画要丰厚得多，甚至可以说，在整个欧亚草原无与伦比。
正是这样的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人类先祖留下的宝贵遗产，已使当代史前岩画研究的诸多国际权威学者向往不已。
印欧人的起源与吐火罗人的迁徙：学术史的回顾与方法论的思考
王 欣（27）
【提要】本文在梳理国际上有关印欧人起源问题学术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语言学与考古学在本领域的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认为除了传统的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外，遗传学、冶金学、纺织学、气候学等自然科学手段和方法的引入特别引人注目，跨学科研究成为本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使本领域的研究日益呈现出多学科整合的趋势。同时必须指出将吐火罗、月氏、塞种和乌孙等早期东方印欧人的历史活动，纳入到原始印欧人群起源及其在欧亚大陆发展的大背景中，并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这样不仅能够充分认识其在原始印欧人群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印欧人之间的关系，探索他们东向发展的原因，而且也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西部早期印欧文明遗存的内涵与实质，从而对早期印欧文明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科学的评价。
论刘向对宋伯姬的评论
杨兆贵 赵殷尚 吴学忠（42）
【提要】汉儒素重经术，以经治国。宋伯姬作为春秋时代一位女性，她的死自从被《春秋》记载后，汉儒对她怎样评价，是一个历史现象。刘向既重经学，又强调女性相应的伦理道德。他继承了《春秋》及《公羊》、《穀梁》两传和西汉儒家的看法，进而把她归入《烈女传·贞顺传》，称赞她是贞妇。刘向对伯姬的赞誉，可以说集西汉儒之大成，并对后世产生影响。
齐鲁蚕桑业的发展与东海丝绸之路的兴盛
李传江（51）
【提要】我国东部沿海居民很早就进行着海上航行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东部沿海各港口的交通航路，他们在进行海上民间贸易往来的同时，也促进了东海丝绸之路的形成。随着齐鲁蚕桑业的逐步兴盛，海上丝绸贸易活动中心渐渐由南北移，而海州湾等天然良港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为东海丝绸之路的繁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东方摩尼教的“佛教色彩”论考
芮传明（61）
【提要】本文主要借助了诸多摩尼教文书的比照，对摩尼教在东方传播的各阶段所体现的“佛教色彩”作为具体的分析。谈论了摩尼在世时期、摩尼教在中亚传播的早期、摩尼教作为回纥“国教”的时期，以及摩尼教在唐代汉地的流行时期，该教所展示的不同程度的佛教色彩及其原因。同时，也指出了某些复杂的文化交流现象。
从波斯胡伊娑郝银铤看唐代海外贸易管理
李锦绣（88）
【提要】本文通过分析西安出土“波斯伊娑郝”银铤铭文，探讨了唐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银铤中“岭南监军、市舶使，朝散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金鱼袋，臣刘楚江进”的铭文，不但补充了一个新的岭南市舶使人选，而且为安史乱后岭南监军兼市舶使说提供了实证。据此，本文新增考两名市舶使，即元和初任岭南监军的许遂振和大历中的孙荣义。伊娑郝银铤上还有岭南节帅的署名，这体现了唐代海外贸易由岭南节度使和市舶使的二重格局中，管理海外蕃舶以岭南节帅为主，市舶使为辅。
唐五代时期的凶肆与丧葬行业组织考论
崔世平（107）
【提要】凶肆是出售、租赁丧葬用品，提供丧葬服务的店铺，通常既可指单个的店铺，又可指同类店铺聚集之处。“凶肆”一词首见于唐代。唐代城市中的凶肆内部，组织结构和经营运作方式已相当成熟。晚唐时期，凶肆中出现了丧葬业行业组织“供作行”、“供造行”，其成员“行人”为凶肆店主。五代时期的“葬作行”不但是行业组织，还担负着协助官府监督丧葬礼制的执行，检查丧葬逾制的责任。唐五代凶肆和丧葬行业组织的发展变化与城市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御史台的变化均有关系，同时也对丧葬礼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龙脑入华与唐宋社会生活
吕 源（120）
【提要】龙脑作为一种来自南洋的异域香料，原产地主要集中在苏门答腊群岛、马来半岛、爪哇和婆罗洲等地区。唐宋两代中外交往繁盛，龙脑也大量输入中国，但因其价值高昂，多为达官显贵所享用，不仅可作香料熏染，也可作药用，亦有入食、入茶、入酒等多种应用的记录。本文尝试对龙脑与唐宋社会生活关系作多角度考辨，探求龙脑在唐宋两代入华传播的具体状况，以期窥得龙脑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之物质媒介于一斑。
论宋代庄学对儒家思想的融摄
——以仁义礼乐思想为例
肖海燕 刘固盛（141）
【提要】宋代庄学的发展，与时代文化精神密切相关。在儒学复兴和儒、道、释三教合流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庄学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大胆的融摄，表现出明显的儒学化倾向。宋代学者重新阐发《庄子》中的仁义礼乐思想，试图从本体的高度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且从多个角度论证毁弃仁义礼乐并非庄子本意，体现了宋代理学的基本精神和强烈的经世情怀对庄学的深刻影响。
宋代矿产采冶业研究
魏天安（151）
【提要】宋代史载历年官监坑冶数量均为二百余个，统计标准不同是造成数量差异的原因之一。从宋初至宋神宗，坑冶岁课收入持续增长，此后大幅下降，南宋岁课不及北宋的十分之一。岁课包括征税与征购，山泽之入与岁课收入差额很大，主要原因是岁课不含未定岁课的坑冶收入，而山泽之入则未遗漏。宋代坑冶普遍实施招募制，民户应募为坑冶户后，不经批准不得脱籍，被强制征役、征课。宋神宗时金银实施抽税二分的“二入抽分”制，铜、铅、锡仍实施榷买制，铁则少数坑冶榷买，多数抽税后自主售卖。北宋末至南宋，普遍实施抽税二分、八分榷买的定额榷买制。矿冶业的兴衰主要受资源厚薄、开采成本与产品收购价格制约，抽分与召募不是矿冶业发展的动因。矿业采冶中完全官资官营的很少，政府通过资源国有、制定课额，投资借贷、控制冶户，建造冶炉、多重监管等途径，把坑冶纳入官营经济的体制之内。
《竹谏先生逸集》与宋“八学士”东迁
刘永连 李薇（186）
【提要】《竹谏先生逸集》是东迁宋人留下来的一部文集，以丰富资料反映了作者刘荃为首的“八学士”在遭受元丰党争冲击的背景下东迁朝鲜半岛，及在半岛定居、交往、发展，并对高丽社会乃至整个朝鲜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史实。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关系极其深厚，然而学界至今缺乏两地移民的个案研究。笔者拟以《竹谏先生逸集》为基础史料进行系列研究，逐步揭示“八学士”移民背景、东迁行迹、社会交往以及由此带动两地文化在多个社会层面流动的历史留痕，想必渐能弥补以往研究不足的缺憾。
宋李公麟《万国职贡图》伪作辩证
――宋元时期中外关系史料研究之一
赵灿鹏（202）
【提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宋李公麟作《万国职贡图》一卷，有吐蕃、宾童龙、暹罗、回鹘、女王、扶桑、浡泥、女送、三佛齐、鞑旦国等十国使者画像及题记。题记署元人虞集书，卷末有元人李衎、明人王达题跋。论文首先考察历代书画著录中所见李公麟《职贡图》知见传本，判断其中各件无法构成合理的流传系谱，难以视为李氏原作。再以传世书画作品中虞集、李衎、王达真迹为参照进行比对，判定卷内虞集所书题记，卷末李衎、王达题跋亦伪。复由题记内容之史料来源、产生时代等问题进行考察，考证传为李公麟作《万国职贡图》诸国题记，实自明人王圻等撰《三才图会》一书抄撮而成。
元一统与地方多元社会的构建
――基于杭州回回社区史料与碑铭的考察
马建春 徐 虹（223）
【提要】蒙古大军的三次西征，以及降服 畏兀儿、并吞西夏、征服金朝、招服吐蕃、平定大理、灭亡南宋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使传统中国与北部草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西域等广阔的土地在同一政权下统一起来。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之内，亚欧陆地境域得到全面开放，从而为族群迁徙与流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领土广袤、族类众多的元朝，为中华多元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历史因素、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差异，元代进入中土的诸族群相继分别形成自己的聚居区。此时西域回回族类的东迁及其在中华大地上的重新整合，不仅致使中土族群关系和族群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而且因其以军士、官吏、工匠、商旅、技师、教士、使节、驱口等身份渗透于元朝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 故而亦对社会多元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之成为元代地方多元社会构建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元之都城、商埠,其表现尤为突出。杭州是元朝南方政治统治之重心所在，国之经济枢纽，其时商业繁盛，人烟稠密，亦是西域族类主要聚居地之一。回回人于此建有较大的社区，他们集聚于特定的区域，社区成员间多具有同类意识，与其他族类形成一定的文化边界。对其人口结构、政治地位、经济活动、礼拜寺院、社会风俗和文化影响的系统考察，即可展现元大一统下地方多元社会区域性文化社区的基本面貌。
元世祖“夏变夷””、“信用儒术”辩
屈文军（249）
【提要】元世祖忽必烈的身份是双重的，他既是汉族人的皇帝，他又是蒙古人的大汗。汉文史料和巳有的学术研究大多突出了他身上的汉文化色彩，这有所偏颇。史称忽必烈 “以夏变夷”，实际上在个人性格上他始终保留着不少蒙古人的特征，汉文化的影响倒很微弱。治国之道上，忽必烈以“信用儒术”和“行汉法”著称，其实儒术不等于汉法。忽必烈和中原王朝皇帝一样，只是部分地实践了儒术治国。他的行汉法体现在对汉地的治理上，国家政策则是汉制和蒙古制的二元组合。今人要深入地认识这位重要历史人物，需要充分利用元朝独特的硬译文体公文材料。
元苏天爵与至正五年的“奉使宣抚”
赵东平（263）
【提要】苏天爵是元朝后期名臣，他既是文史大家，又是忠于元朝的能吏，长时间在宪台任职，晚期又主要在监察系统当官，并参与了顺帝至正五年的“奉使宣抚”，以政绩卓著名世。本文以苏天爵参与"奉使宣抚"的史事为切入点，在时贤的学术成果上，对元朝最后一次的反腐努力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估，从而使这段史实的某些细节更为明晰。
16―17世纪葡据澳门对日生丝贸易探析
张兰星（275）
【提要】16—17世纪,由于中日勘合贸易被禁，葡萄牙取代中国成为日本主要的海外贸易对象。在葡据澳门运到日本的诸多商品中，产自中国的生丝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居首位。葡萄牙人垄断对日贸易便是以垄断生丝贸易为标志，生丝是当时葡日贸易的关键和重点。本文着重分析了生丝成为重要贸易商品的原因，以及生丝贸易的运作机制，同时还归纳、整理了生丝贸易的数据，最后分析了葡日生丝贸易的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泰山香客的地域分布研究
孟昭锋（288）
【提要】泰山位居五岳之首历来备受青睐，而帝王的封禅、致条活动，更确立了其独尊地位。泰山地位的尊崇，令四面八方的信众齐聚泰安，登临泰山,拜谒于泰山神下，成为泰山忠实的香客。据泰山现存碑刻、器物铭文、匾额塑像铭文、题名刻石及相关文献记载，明清时期泰山香客涉及今山东、河北、河南、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微、陕西、山西、福建、广东等近20个省市，地域分布极其广泛。然各地民众进香泰山的兴盛程度不一，究其原因则与位置的邻近、交通的便利与否、泰山神灵的影响所及、香客来源地泰山信仰的兴盛程度、香客来源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有关。
《清史稿·越南传》补正
李云泉（300）
【提要】民国年间历时十四年修撰而成的《清史稿》，涉及年代、史实、人名、地名的错误较多，其中的《越南传》亦复如此。本文依据中越两国文献资料和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列举有错漏舛误的五十处传文，或考订，或正误，或补阙。需要进一步查证者，则暂且存疑或两说并存。
晚清妇女京控案探析：以台湾林戴氏为中心
刘正刚 杨彦立（317）
【提要】晚清台湾林戴氏因儿子林文明在彰化县衙内被杀，她为了伸冤，亲自渡海到福州坐镇，四次遣抱入京叩阍，案件长达13年之久，直到林戴氏老死福州，也未能翻案。由于林戴氏京控中牵累众多的地方官员，尽管皇帝屡次下旨要求福建官府重审，但均被地方官府搪塞敷衍了事。晚清新式媒体《申报》对此有追踪报道，林戴氏京控案除了揭示林家和台湾地方民众及官府结怨外，还说明地方官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巧妙地与朝廷周旋。而案情的话语权完全由地方官府掌握，他们的资讯又直接影响到朝廷的判断。
洪钧史迹述略
马明达 李峻杰（337）
【提要】洪钧是晚清外交家，著名学者。在晚清中外交涉、西北史地学和蒙元史研究中，均有所建树,占有一定地位。学界以往对洪钧的研究，相对集中在《元史译文证补》的学术史意义上，对洪钧本人的经历和主要史迹探研不多，所知较浅，有关的史传资料也存在某些误失。本文努力扩大史料来源，以其使欧事迹与著述活动为主线，进一步探讨洪钧的主要史事，试图深化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
清末军人胡殿甲事辑
刘 奎（372）
【提要】清末军事人物之中，同名同姓之人时有。然而同名同姓之军事人物究竟是否为同一人，仍须据实考证,方能正本清源，理清同名同姓人物之间的异同。吉林靖边军、北洋武教军和吉林吉强军中之胡殿甲即为清末军事人物同名同姓现象之一例证。本文在对其相关事迹进行考察后认为，这三位胡殿甲实为同一人。
论晚清社会变迁与遣使驻外 马 一（388）
【提要】晚清外交适逢千古未有之变局，外力冲击日益严重，社会转型日渐剧烈，国人对近代外交的认知日加深化。随着清季社会的变迁，清廷遭使驻外经历了从最初的抵拒，到不断地变通、调适，最终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拟对此做一系统探讨，以见晚清社会变迁对遣使驻外的助推作用。
法国政界与商界对云南茶马古道南北两道的考察
耿 昇（395）
【提要】以《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团商务报告》、《热尔韦·古特勒蒙游记》等为史料基础，对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于1895—1897年对云南茶马古道南道、热尔韦·古特勒蒙科考团对云南茶马古道北道的考察背景、过程、调查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茶马古道应该是有南、北两道之别。南道主要是通向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北道除了通向这些地区之外，还有通往云、贵、桂、川、藏、粤和内地的功能。法国人对于南北两道的考察成果，价值很大。
19世纪上半叶俄国对中药的实验性研究
李 民（423）
【提要】19世纪上半叶俄国对中药进行了实验性研究，对此国内学界知之甚少。本文力图在解读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对这一活动进行描述，并从中俄关系、俄国医学发展传统、文化传播的角度对这一活动进行分析，试图揭示这场活动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结果表明:这场试验是19世纪俄国对中国政策积极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是俄国医学对中医认识历史局限性的表现；在这场活动中，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传教使团的随团医生们起了重要的作用。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职能考
孙山亦（437）
【提要】1833年，英国政府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行将终结之际，设立“英国驻华商务臣民监督”一职。在《中国与印度贸易管理法》、三道枢密院敕令、英王亲笔签署训令、巴麦尊训令等文件中，英国官方规定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职能。这些英国官方档案文件表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职能更接近于领事。
中国近代教育转型中的吴汝纶
曾光光 唐 灵（451）
【提要】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清末发生的两项重大变革：一是书院制度的近代化及新式学堂的建立；二是科举制度的彻底崩溃。作为桐城派大师的吴汝纶不仅是晚清书院改革的力行者，还力主废除科举制度；作为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教习，吴汝纶在出访日本考察教育期间对近代教育制度的观察、思考及相关建议对于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传统教育体制逐渐崩溃、近代教育体制逐渐建立的过程中，身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吴汝纶以独到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确立起了自己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开拓者的地位。
晚清民国时期武汉基督教会医疗慈善活动及其影响
石 松 罕 燕（460）
【提要】医疗慈善事业是晚清民国时期武汉基督教会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打开武汉地区传教局面，扩大传教事业，基督教各差会针对晚清民国时期武汉社会的特殊现实，因地制宜，以开办医疗机构的形式，开展免费施医赠药、灾荒救济、培养医疗技术人才等慈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地民众的排斥和敌视心理，基督教会遂在武汉得以立足。这些慈善活动虽带有传教的目的，但不能否认其在晚清民国时期武汉慈善救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武汉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
海内外粤籍华商与辛亥革命
张晓辉（475）
【提要】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辛亥前后粤籍华商的表现斑斓多彩，海外粤商中的先进分子很早就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是近代资产阶级运动中最重要的势力之一，并促使广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省内粤商则以推动立宪等改良方式响应和配合革命形势。海内外粤籍华商从总体上推动了中国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何以为人：张光直先生《番薯人的故事》评介
李新华 辛 蔚（488）
【提要】《番薯人的故事》是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自传体回忆录。本文通过叙写张光直先生的心路历程，试图以人类学的方法诠释作为亚细亚孤儿的台湾人——“番薯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所饱受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情感上的双重矛盾心理，以及海外华人学者群体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问题。
满园春色独枝俏
——读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
王 东（499）
【提要】杨富学、陈爱峰合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利用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对西夏与周边关系进行研究，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篇，分别从丝路与商业贸易、宗教与文化交流、民族与民族关系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计十八章，每章内容差不多都使用了黑水城（或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原传世史籍两种材料，主要围绕西夏与周边关系开展研究，立论新颖，资料丰富，视野开阔，结构严密，无论是宏观理论的探讨，还是微观细节的考订，都多有建树。
附 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介绍 （508）
投稿须知 （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