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主办
顾问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明达(广东) 马小鹤(美国) 王子今(北京) 田卫疆(新疆)
刘迎胜(江苏) 李锦绣(北京) 吴玉贵(北京) 张国刚(北京)
张 磊(广东) 陈高华(北京) 陈得芝(江苏) 范立舟(浙江)
季塔连科(俄罗斯) 周伟洲(陕西) 庞晓梅(俄罗斯) 波波娃(俄罗斯)
姜伯勤(广东) 章开沅(湖北) 彭 卫(北京) 谢和耐(法国)
蔡鸿生(广东)
编辑委员会
主管:暨南大学
主办: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
主编:纪宗安 马建春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春 王元林 刘正刚 刘增合 纪宗安 李云飞 吴宏岐 张应龙
张其凡 张晓辉 陈伟明 郭声波 冀满红
编辑室
主任:刘永连
执行编辑:乔志勇 秦静雅
《暨南史学》第十二辑目录及摘要
洛阳景教经幢图像再考察 殷小平 张展(1)
【提要】本文以2006年洛阳出土景教经幢顶部两组天神十字架图像为研究对象,探讨唐代入华景教的本土化问题。通过与西安景教碑额图像、高昌景教壁画及敦煌残经绢画等同时代景教图像相比较,作者认为洛阳经幢图像在主题、结构和人物表现手法上有其独特性。论文借助“图像证史”的方法,探讨该组图像的文化渊源,通过早期基督教艺术中的天使形象与印度佛教飞天形象的比较,认为就其图像外形而言,无疑更接近本土佛教之飞天,而非西域基督教之天使;然而,在华夏基督教徒的心目中,该等图像则是景教之天使。
宋代帝、后神御开光的礼仪与择吉研究 吴羽(26)
【提要】点睛是中国传统画学中备受重视的步骤,被认为是传神写照有关键,在宗教蓬勃发展的六朝时期,被佛、道二教宗教化,称为开光,成为将艺术作品神圣化为宗教崇拜对象的关键环节,开光时间与各自宗教的节日和斋日等相关。唐宋时期,随着密教经典进一步传入,佛教开光仪式开始拥有专属的咒语、仪式和择吉法,道教神像的开光则与道教的时间信仰紧密相关。六朝宗教对点眼的宗教化成为唐宋帝、后像开光的历史先声。在宋代帝、后神御开光中我们看到了不属于佛、道二教,但在中国有着更悠久传统的择吉术的深刻影响;也看到,随着不见于儒家礼仪经典的塑像供祀介入国家礼仪程度的加深,帝、后神御的开光仪式和择吉,最终都不得不受儒家礼仪的节制。这意味着,在贵族制度日渐衰微并终结的唐宋时代,国家在加强皇帝家族的神圣性,构建皇家新形象,建立新的意识形态过程中,一方面不断从在社会上影响巨大的佛教、道教、方术中吸取资源,另一方面则逐步将吸收来的内容改造,使之与传统的国家礼仪和儒家礼仪能够有机地结合。
宋季韩震之死及相关问题 熊燕军(52)
【提要】关于韩震之死,传统上认为与韩震胁迁之议及陈宜中的政治投机有关。事实上,韩震胁迁之议出自伪造,而陈宜中政治投机也只是表象,韩震之死的幕后主使是谢太后。韩震之死是谢太后打击贾似道的需要,也是其为阻止元军、争取和平而采取的缓兵之策。
归属与调整:界区小尺度区划的变动
——以宋代乐安县云盖乡为中心的考察 王旭 周倩(68)
【提要】地处边界地带的小尺度区划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变动时牵扯面较内部政区的变动要广得多。云盖乡处于吉、抚两州的交界地带,宋代时该乡“几易其主”,前期主要是随县而变,后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域单元变动,其原因涉及交纳赋税便利程度,乡的交通、经济及文化地位,与原属中高层政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三个方面。透过对云盖乡隶属变迁原因的探析,可知小尺度区划与自然区、文化区、经济区之间相互整合的关系至少可以上延至宋代。小尺度区划绝非是孤立的单元,它与长期统辖自己的中高层政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强制性的划割会打破原来和谐的整体,造成税收混乱、沟通不便等问题。
元代色目人康里回回事迹考述 马建春 陈小红(80)
【提要】康里回回,元代色目人,名臣不忽木之子,官至中书右丞。幼受家庭影响,“读书属文,学为儒生”。及长,多与通儒名士交往,成为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其为官廉洁公正,不畏权势,举荐贤才,颇有作为。且能文善诗,擅长书法。时人以其弟巎巎与之合称“双璧”。本文钩稽、辨析回回相关史事文献,就其家世生平加以系统梳理,并通过其官迹品行、交游群体、诗文成就之史籍辑述,以考察元代色目人融入中华之历史轨迹。
元代儿童买卖刍议 陈柳晶 陈广恩(104)
【提要】异常频繁的自然灾害、沉重的徭役赋税、儿童奴隶的盛行、典雇恶习等因素,导致元代儿童买卖猖獗。跨国跨境,贩于江南、卖于江北,全境普遍兴盛是元代儿童买卖的重要特点。元政府将买卖儿童行为定性为违法犯罪,鼓励检举揭发,严禁官员受财纵容买卖儿童,同时积极收养和赎买被卖儿童。
东莞资福寺元至正铜钟款识考 陈鸿钧(115)
【提要】广东东莞资福寺始建于南汉,代有修缮扩拓,向为粤中名刹,寺内元至正年间所铸铜钟形制巨大,镌刻精良,铭文众多,内容涉及当时东莞建置、职官、币制、寺规等。元代采铜冶炼业不甚发达,大型铜器存世较少,该东莞资福寺铜钟不啻为粤中重器,即在全国亦属不多见者,特别是在铸造该钟材料中使用了来自中亚波斯地区的矿产——鍮石,反映了鍮石乃东西海贸物资之一类。
明代广东倭患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吴宏岐 崔文超(126)
【提要】明代广东的倭患属于全国倭患的一部分,但有其自身的诸多特点,不仅倭患持续时间长、高峰期多,而且倭患高峰期呈现相对滞后性。受季风气候盛行风向的影响,广东倭患的频繁期是在冬春之际,与江浙一带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明代广东的倭患还因为倭寇入侵顺潮汐而动的择时规律而存在日期上的特征,这一点往往被学者们所忽略。倭寇入侵广东主要有东、中、西三路,并且均有具体的路线和主要据点。明代广东的倭患在不同时期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情况,倭患重心也相应发生过转移情况,并且直接影响到广东海防军事部署的调整。
万历朝鲜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陈磷 郑洁西(149)
【提要】陈璘是万历朝鲜战争期间(1592-1598)的抗倭英雄,其抗倭活动主要体现于战争的第二阶段(1597-1598),但对第一阶段(1592-1593)的战局亦有所介入。在该阶段,陈璘最初自广东赴调京营,续后在拱卫京师的蓟镇担任副总兵,在平壤大捷(1593.正)后被委任为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副总兵,是继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的第三位高规格御倭官员,为明朝御倭水军的实际最高统帅。此后一度出现过改调其赴援朝鲜的动议,但因明日封贡之议的展开而被停行。陈璘在这一阶段的活动与他在战争第二阶段的赴朝抗倭是一脉相承的。
再谈玉米在中国引种和农民起义发生率
——兼与陈永伟等先生商榷 李昕升 王思明(157)
【提要】玉米在明代中晚期引种到中国之后,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引种时间的早晚与种植强度并无必然联系,直到乾隆中期之后,玉米才在全国广泛种植,成为重要食粮。但有清一代只有在山地才堪称“高产”的玉米,在耕地中所占比例是较低的,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也是很有限的,甚至不比番薯更有优势。玉米与农民起义发生率之间没有过多的关联,与中欧近代化 “大分流”的联系更是无从谈起,不能过高估计玉米在中国引种的影响力。
中国人初识卢梭学说时的历史情境
——晚清首届驻日使臣与自由民权运动 庄泽晞(167)
【提要】经由明治日本的媒介,晚清首届驻日使臣成为较早获知卢梭学说的中国人,本文论述其在旅日期间的相关情形,以考察中国人初识卢梭学说时的历史情境。诸使臣多与日本旧学人士来往,其对西洋事物的认知,大抵不脱中体西用之范畴。时值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兴起,黄遵宪诸人以此契机得以了解卢梭学说等西洋民主思想,然其对自由民权所表现出的抵触态度,以及对君臣纲纪的维护,亦反映了传统观念的印迹。在明治日本的西学氛围中,使臣们对外洋史事多有所知,本文亦通过对其交游、阅读的考察,从知识摄取一面,分析其接触卢梭学说的可能途径。
论英国对驻藏大臣有泰的间谍工作 梁忠翠(186)
【提要】1902年底被派驻藏大臣的有泰是英国间谍工作的重要对象。英国围绕有泰的间谍人员众多、成分复杂,既有在清政府内部任职的外国人,也有被贿赂腐蚀的西藏人,还有有泰身边的汉官。其中英国第二次侵藏期间,尼泊尔驻拉萨代表更是频频刺探情报,实时向英国汇报,极大地便利了英国人对形势的研判。清廷的腐败固然是英国人情报工作成功根本原因,但有泰昏庸和边政粗放的教训也是非常沉重的。
20世纪初美国华侨对“排华法”的调适与挑战
——以中西日报资料为中心的探析 莫光木(197)
【提要】本文在分析20世纪初美国移民政策及移民环境的基础上,以《中西日报》的资料为基本史料,分析在“排华法”背景下华侨移民自身的移民活动。本文认为,在日益严厉的“排华法”实施后,华侨以华工身份进入美国的道路完全被封堵,但并不意味着华侨无法进入美国,从合法的角度来看,华侨可以通过获得商人的身份或美国公民的身份,或者以家属的身份进入美国;从非法的角度来说,华侨可以以偷渡的方式,或者以虚假的移民身份进入美国。美国华侨对“排华法”的应对与挑战,一方面使他们不断了解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加速了了解美国社会、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一方面也促使美国对移民法规进行调整完善。
清帝退位前袁世凯的谋划与经营 丁健(212)
【提要】清帝退位不仅是晚清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认真梳理清帝退位前袁世凯活动的相关史实,既有利于准确评价和定位袁世凯北洋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有利于理解民初“非袁不可”的成因,亦有利于深化认识清末民初转型期社会的复杂性。袁世凯在清帝退位前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仔细缜密的谋划,这些筹划与经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去乱,二是求稳。正是因为袁世凯布置得体,谋划有力,最终促成了清帝和平退位,权力和平交接,完成了革命赋予革命党人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
日本中古说话集与谶纬:以《日本灵异记》为例 司志武(228)
【提要】日本中古时代积极发展与中国的交流,吸取隋唐先进文化,尤其在宗教文化方面形成了以儒教、佛教为主,阴阳道紧随其后共同繁荣的景象。作为日本早期佛教史重要文献的《日本灵异记》,其佛教思想及历史价值历来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不过,其中的儒教、道教思想也极为丰富。作者本人将佛教经典和儒教、道教等经典分别称作“内经”与“外典”。众所周知,佛教僧团作为积极引进中国文化重要力量,其贡献不仅限于佛教领域。《日本灵异记》中的谶纬、阴阳五行与儒教等“外典”知识揭示了日本中古初期“中国学”的发展水平,具有很高的思想史价值。
附:《暨南史学》稿件格式要求 (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