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主办
顾问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明达（广东） 马小鹤（美国） 王子今（北京） 田卫疆（新疆）
刘迎胜（江苏） 李锦绣（北京） 吴玉贵（北京） 张国刚（北京）
张 磊（广东） 陈高华（北京） 陈得芝（江苏） 范立舟（浙江）
季塔连科（俄罗斯） 周伟洲（陕西） 庞晓梅（俄罗斯） 波波娃（俄罗斯）
姜伯勤（广东） 章开沅（湖北） 彭 卫（北京） 蔡鸿生（广东）
编辑委员会
主管：暨南大学
主办：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
主编：纪宗安 马建春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春 王元林 刘正刚 刘增合 纪宗安 李云飞 吴宏岐 张应龙
张晓辉 陈伟明 郭声波 冀满红
编辑室
主任：刘永连
执行编辑：乔志勇 秦静雅
《暨南史学》第十八辑目录及摘要
南越国“圭禾司”印与“夫禾司”印续考 辛蔚（1）
【提要】南越国 圭禾司 印与 夫禾司 印,当系南越国中央或诸侯国 治粟内史 属下的农官系统。南越国武帝赵佗原为秦军高级将领,直接参与和筹划了秦平岭南战争的全过程,秦朝中央到基层的农官建置完整而齐备,鉴于秦朝先进政治制度和中原先进农业体系在统一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和岭南独特的自然环境优势,南越国着力发展屯田农业的财富积累和战略威慑作用,并在南越国与中央及诸侯国的战争和对峙中进一步发挥其积极意义。同时借助这两枚印章,本文对南越国宫苑建设者的组成问题和罗泊湾汉墓墓主人的身份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前者由少府和治粟内史属下参与建设,后者当系西瓯族君长夫妇。
从前秦政权考辨所谓“五胡乱华”之说 黄寿成（13）
【提要】本文认为在前秦政权统治时期并不存在 五胡乱华 的现象,而自古以来的这个定论是片面的,存在问题的。因为在该政权中以苻氏家族为首的少数民族首领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另外前秦政权所实施的职官制度基本是汉魏旧制。至于该政权所实施的“一国两制” 也是以汉制为主、单于制为辅的一项权宜之计,并且实施的时间较短。可见,以苻氏家族为首的各少数民族在此时并非是以所谓胡人身份扰乱中华,因此从文化方面看有关十六国北朝时期所谓 五胡乱华 之说是令人质疑的。
东亚国际关系与遣隋使 （日）金子修一（21）
【提要】以东亚世界视点把握遣隋使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日本历史的发展十分必要,隋对倭国国书不满却仍致力于保持与倭国的良好关系正是受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出于遏制高句丽的需要。以不同视点来把握册封体制及东亚世界,对隋的高句丽远征的理解亦不相同。为此作者比较了西嶋定生与堀敏一的东亚世界论的差异,认为有必要基于中国王朝和东亚诸国的历史关系,同时将中国与北亚诸国、中亚诸国的关系纳入视野之中,重新探讨设定东亚世界的意义。另外,系统考察至唐代的正史外国传中倭人传的特点,可知外国传中倭人传所占篇幅与中原王朝对倭国的重视程度相关联,《隋书》倭国传与《旧唐书》倭国日本传详略的不同,反映了隋唐之间东亚诸国比重的变化。
中古墓志所见入华粟特安氏源流考述 刘森垚（40）
【提要】中古汉文文献所称 安息 当指 小安息 ,即粟特之安国。自安世高后, 安息 后裔长期生活在华夏各地,其入华路线大致有两条:北线由漠北到长城一线,特别是辽西;南线主要由河西到关陇,再到河洛,最后到湖广。《安威墓志》与《魏书·安同传》相联系,《安菩墓志》《安建墓志》《安元光墓志》的新出土,有助于了解北线情况;系统梳理其他入华粟特安氏墓志,有助于完善南线细节,比如关陇地区安氏的互动、长安安氏的聚居与邻葬、长沙安氏郡望的形成、岭南安氏与中原安氏的勾连等。在往复迁徙、汇聚互动中,粟特后裔安氏渐与华夏融合,不仅在血缘上,更在文化认同上。
新见唐安南都护李涿墓志考释
——以唐与南诏争夺安南为中心 王庆昱（63）
【提要】晚唐曾经担任过安南都护的李涿,在传世史料中只有寥寥数语,然而李涿却是唐与南诏争夺安南的一个重要人物。根据新出墓志可知,李涿出身于蕃将家庭,宦历显达,由于在安南都护任上,杀掉杜存诚,而使得唐朝南疆不宁,最终流放朱崖而死。李涿墓志的出土,对于研究李涿个人的宦历以及唐与南诏关系史等都有重要意义。
李克用生平三事考释 高贤栋（75）
【提要】有关李克用党羽杀害段文楚到唐朝廷任命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这一期间的记载,学者对其作了大量考证,但有关李克用生平的三件事情考证有误:李克用党羽杀害段文楚的时间为乾符五年(878),非咸通十三年(872);中和元年(881),朝廷将在段文楚事件后逃往鞑靼处的李克用召回,并授予其代州刺史、雁门已北行营兵马节度等使的职衔,并非如学者所论的只是赦免其罪、没有授予其官职;朝廷任命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是中和二年(882)十二月,不是中和元年(881),也不是中和三年(883)。
宋元时期的“关扑”活动探析 刘振 郭声波（84）
【提要】关扑是古代的一种赌戏名,小商贩以赌博的方式来招揽生意,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元时期较为流行。两宋京城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和娱乐中心,关扑受到京师士众的普遍欢迎,上至统治阶层,下到普通民众,成为一项风靡一时的商业娱乐性活动。与北宋东京相比,南宋临安的关扑活动已完全摆脱了时间和空间限制,成为一项日常性活动。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各阶层人士进行关扑活动的动因有所不同,与贵族阶层侧重于其娱乐性相比,普通民众更多的是出于利益的考量,而职业关扑者则将其作为牟利手段。宋元官府对待关扑活动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严厉打击—逐渐放开—完全放开—严厉打击的循环过程,关扑活动的盛行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元朝官府打击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南宋初年“建都论”中的京湖之议
——兼论建炎三年驻跸地之争 陈希丰（100）
【提要】立国东南 并非南宋初年探寻建国道路中的唯一选择,以襄邓、荆南、鄂州为核心的京湖地区是当时朝廷定都立国极为重要的备选之地。本文透过对 建都论 中京湖之议的梳理与分析,发现南宋初年重臣如李纲、朱胜非、吕颐浩、张浚、赵鼎、翟汝文等人都曾主张建都京湖,移都上游也于建炎三年几乎实现。建炎三四年间有关 移跸京湖 与 留守东南 的争论,可视为 重形势 与 据根本 两种建国思路的碰撞。考虑到东南在经济上的 根本 地位、大规模转移政权易滋生变故等因素,加之张浚离朝后 移跸京湖派 与 留守东南派 间力量对比发生反转,使高宗最终放弃了 移跸京湖 的预设计划。
南宋名相梁克家与刘松年《四夷宾贡图》传说辨伪
——宋元时期中外关系史料研究之二 赵灿鹏（116）
【提要】福建地方族谱资料载有署名宋人钱端礼、王炎、吕祖谦为刘松年画作《四夷宾贡图》所作的三篇题记,记述南宋名相梁克家由于出使金国达成南北通和以至 万国来朝 的卓著功绩,而承蒙御赐《四夷宾贡图》的 伟人 事迹。本文根据史书记载南宋前期与金国的交聘活动,以及周边国家部族的朝贡记录,指出在梁氏出使之前,宋、金之间已有较为频繁的交聘来往;而宋孝宗统治时期,朝贡记录并未增加,反而有明显减少的趋势。所谓梁氏使金的功绩云云,是家族造就的奢夸传说,不足信据。本文并对三篇题记的作者署款、刘松年的活动时代等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族谱资料所载刘松年《四夷宾贡图》的图画与题记,其真实性都不能确定,可以判断是伪作。
关于南宋宰相赵葵的若干史料问题 毛钦（122）
【提要】赵葵(1186-1266),字南仲,号信庵,南宋衡山(今湖南衡阳衡山县)人,朱熹再传弟子,主战派代表人物,官至右相兼枢密使。《宋史·赵葵传》是记载赵葵生平事迹最为翔实的文献,然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现当代的《湖南氏族源流》《湘潭姓氏源流》等文献对其家族世系的记载亦有舛误。对赵葵的别号、生卒时地、家族世系、仕宦历程、诗文著作等进行文献的梳理和考证,对厘清赵葵生平及其历史贡献具有重大意义。
铁木迭儿、塔失帖木儿族属钩沉 陈新元（134）
【提要】本文通过钩稽史料,考证了元代政治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铁木迭儿丞相和塔失帖木儿丞相的族属,并对塔失帖木儿的生平事迹作了若干补充。
元朝捕盗述论
——从《儒吏考试程式》中的捕盗材料谈起 韩清友（140）
【提要】元政府重视捕盗,采取官、军、民联合捕盗的方式,捕盗机构和人员相对专业化。捕盗过程分为捕盗启动、捕获盗贼、初步审讯、申解人犯四个步骤,捕盗运作具有程序化特点。官府捕盗注重现场勘验和物证的收集;对盗贼监禁据其年龄、性别加以区别对待,老病、孕妇或罪行轻微者可采取取保措施,是元朝司法人性化的体现,但对蒙古人作盗监禁时散收,又表现出元朝司法的不平等性。元朝捕盗存在效率低、捕盗官渎职、捕盗官兵被差占等问题,影响了捕盗的效果。元政府对捕盗过程中出现的弊端,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元朝统治的日益腐朽,很多措施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从捕盗程序和运作角度对元代捕盗进行研究对研究元代司法具有较重要的学术意义。
明清粤北的佐杂分防格局与水陆通道控制 黄忠鑫 黄潇（156）
【提要】通过佐杂官员建置沿革的复原考证,可以呈现出明清时代粤北佐杂分防制度下的驻地分布格局演变过程,及其对水陆通道控制的显著特征。明初粤北佐杂主要集中在大庾岭—浈水—北江这条官方驿道沿线地区。明代中叶以后转而注重对非官府驿道的控制,向湘粤交界的北江—武水沿线,以及九连山脉北部的滃水沿线调整和渗透。清代各要道沿线的佐杂分布趋于稳定,只有连阳地区因政区变动而有较大幅度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湘粤间通道的控制。
明代潮州文人著作述论 陈占山（183）
【提要】明代潮州存在较为庞大的文人队伍,他们中的一些人士热衷撰述,留下大量著作。这些著作涵盖四部,内容触及明代国家,特别是潮州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明代潮州文人在传承文脉,记载过往,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剑桥大学怡和洋行档案中的十三行潘宅买卖契约考释 潘剑芬（198）
【提要】英国剑桥大学怡和洋行档案中有不少广州商馆区房产买卖的契约,为十三行历史及其商馆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清代广州商业房产交易模式、价格趋势等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本文主要介绍怡和洋行档案中的十三行潘宅买卖相关契约,并对其历史意义及文献价值进行考释。
揽镜自鉴：193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捷克事件的反应研究 张晓波（223）
【提要】本文对193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捷克事件的反应进行了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产生了重大关注，这些关注都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起。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弱小国家，中国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和外交意识开始兴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抗击日本侵略是中华民族挽救危亡的共同呼声和唯一选择，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人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变得愈发强烈。此时，一个欧洲的小国----捷克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1938年的下半年，中国抗日战场面临严重挫折，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军的残暴促使国人更加呼吁英美等大国维持国际公理与正义，制裁侵略。而无独有偶，捷克也正在面临德国的侵略，新的世界战争危机近在眼前，知识界希望英法等大国可以保护像捷克一样的弱小国家。于是，捷克就成为了国人眼中弱小国家的象征，同时知识界在对捷克的描述中充满了想象，一个几近完美的、富于民族精神的捷克形象诞生了。“五月危机”是捷克问题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英法的干预下，“五月危机”以德国的失败而告一段落，这更加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首先捷克的胜利者形象进一步升华;其次，在争取外援打击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知识分子以捷克为先例，希望国民政府实行立场鲜明的外交策略。但是捷克最终被英法的“现实外交”所牺牲，国家惨遭灭亡命运，助长了抗战悲观论调的蔓延。捷克的悲惨遭遇和慕尼黑协定大大刺激了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众多知识分子对捷克问题撰文论述，一方面批判大国“现实主义”外交的罪恶，一方面通过论证“中国不是捷克”，指出中国的光明前途，并同时总结了捷克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论近代湖南的乡绅阶层 王继平（229）
【提要】乡绅是近代湖南乡村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晚清湘军的崛起,以军功或捐输造就了大批候补在籍或致休在籍的乡绅,成为晚清乡村社会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乡绅阶层垄断乡村地权、左右乡村基层权力、主导乡村公共事业、影响乡村社会价值观念,左右晚清湖南乡村社会的发展。伴随着湖南近代化的缓慢发展,特别是清末新政的展开,湖南乡绅也开始了转型,他们投资创办企业、兴办新式教育获得社会威望,并因此控制了地方自治的各种机构,并在这一进程中实现了转型,传统意义上的乡绅阶层逐步消亡。
抗战初期献金运动与民众动员
——以广州“八一三”献金为例 夏泉、吴硕（251）
【提要】1938年广州为纪念 八一三 抗战一周年,发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献金运动。该运动在献金筹备委员会的精心筹划下顺利开展,通过多种宣传策略动员民众,将一场原本具有纪念意义的献金运动真正 运动 起来,在短时间内收到明显成效,形成广州各界民众踊跃献金的热烈场面,为广东乃至华南地区抗战作出积极贡献。
附:暨南史学稿件格式要求 （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