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云飞教授

讲座伊始，马敏教授首先解析吴承明先生“史无定法”与刘子健先生“史采佳法”的学术理念。他指出，“史无定法”强调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主张不拘泥于单一范式，强调泛领域全方位的研究；而“史采佳法”则注重研究的规范意识，提倡“因问求法”，主张依据研究内容的不同而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历史研究的过程与方法随研究对象之不同而变，“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故此，只有将“史无定法”与“史采佳法”结合起来，方能为史学研究指明比较清晰的方向。

接着，马敏教授阐释其导师章开沅先生的治学观念——“贯穴熔铸”与通识。关于历史学者如何更好地贯通古今，马敏教授用章先生重视的“纵通”与“横通”予以回答。“纵通”即树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观；“横通”则强调史学的动态性与主动性，故而研究者应“主动走近、嫁接许多学科有用的理论与方法”。

在阐释上述历史研究方法后，马敏教授结合自己的治史经历与在座师生分享其对史学研究的理解、感悟与卓见。

首先，马敏教授回顾其进入史学研究领域是以整理中国商会档案而入门。他提到，其于该领域的深耕始于章开沅先生的指引。40年前，马敏教授等至苏州档案馆整理商会档案，并从此与商会研究结缘。随着对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渐趋深入，他敏锐捕捉到近代中国商会与城市社会的特殊性，创新引入组织系统理论及“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概念，剖析商会如何通过网状结构渗透城市治理并联想中国商会与城市社会的关系，进而提出“在野的市政权力系统”这一核心论断，揭秘中国近代城市“自组织”的内在逻辑。尤为重要的是，他从中提炼出“绅商”这一兼具士绅传统与商人身份的新兴群体，既凸显近代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亦为“寻找”中国资产阶级提供关键切口，堪称“纵通”历史脉络与“横通”跨学科视野的典范。

其次，马敏教授由商会史出发，生发对“赛会”（即博览会）之浓厚兴趣。马敏教授指出，内史与外史的相互结合和相互映射构成了博览会研究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因题而变，采取多维度、多视点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对于博览会史研究，马敏教授提出，要遵循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意识、本土化视野下的“民族国家”意识以及现代化视野下的“发展”意识三条中心线索，显示了其历史研究的“大历史观”。

紧接着，结合博览会史研究，马敏教授分享自己的治学观念。他提出，历史研究需要有“从冷门到热门”和“从热门到冷门”两个过程。以博览会史为例，起初其尚为冷门课题，但随着世博会热潮兴起渐成显学。他强调历史需要等待，不要因冷门而放弃某一方面的研究。但同时，马敏教授还指出，研究更要有远观的耐性，当博览会史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纷繁资料涌现，此时沉心研究并过滤资料，填补以往遗漏并不断解决问题成为马敏教授的重要考量。对此，他特别强调，优秀成果往往诞生于“开垦时的孤勇”与“退潮后的沉淀”之间，唯有摆脱浮躁心态，方能为学术交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答案”。

再次，马敏教授介绍其中国教会大学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历程。因机缘巧遇，马敏教授偶然在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发现一批数量不多但弥足珍贵的浸礼会档案和书籍。其中，他发现马士曼版汉译《圣经》颠覆了学界认知——其1822年译本早于马礼逊、米怜版本。为追溯线索，马敏教授两次前往印度赛兰坡深入挖掘文献，最终得出三个重要结论：第一，最早的汉译全本《圣经》由马士曼于1822年出版，显示《圣经》汉译的两个源头；第二，第一本由中文直接翻译成英语的《论语》亦由马士曼完成；第三，第一部应用西方近代铅字活版技术印刷的中文书籍为1813年印度塞兰坡浸礼会印刷出版的《约翰所书之福音》。随后马敏教授介绍马士曼译《论语》的意义，并总结出如何在基督教新教对华传教史这一课题中寻求新突破。他强调我们应培养全球化视野，不断进行比较研究，努力发掘新资料并重视教会史研究中的关联性。

最后，马敏教授结合自己多年治学经验，展示其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思考，分享如何在被研究得较为透彻的领域不断创新。第一，具象化地研究辛亥革命，不局限于抽象理论以及言语的堆积，而是寻找能真实还原历史细节的资料，如历史照片、影像等；第二，需要进行全息化的研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主体或范围，将研究对象拓展至革命的“对手方”（如清廷、保守势力），构建多声部历史图景；第三，则是对辛亥革命的“个体化”研究。将革命作为时人“生命切实的组成部分”，从个体切入，如利用时人日记，极大增强研究例证的鲜活性；第四，要“在地化”研究辛亥革命，即多利用保存在全国各地的珍贵资料，来探析辛亥革命在一些小地方的实际情形和真实影响。

讲述临近尾声，马敏教授总结治史的若干基本旨趣。他指出，历史研究要合乎实际；一切都从史料出发；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不随波逐流；以“真”“善”“美”作为治史境界的最高追求！

马敏教授讲演之后，暨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负责人刘增合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针对讲座内容予以点评，并阐述自己的治史心得。刘增合教授指出，从马教授的讲座中可以看到前辈学者对史学研究创新的期望；学术大师可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并示范研究观念、研究规则与研究风气。他认为，马敏教授讲授的内容对复杂情况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他特别强调“在地化”研究的重要性，指出时间作为天然的维度存在着若干差异，而空间不仅局限于地理，还包括制度空间、人的空间等，空间里存在着复杂的故事。刘增合教授将学术研究视作一场接力赛，引导年轻一代研究者沿着学术大师开创的观念、规则、风气，不断学习以接力跑出更精彩的姿态。

随后，师生们就马敏教授的讲演内容分享各自的看法并请教问题。第一位提问者、《广东社会科学》编辑张祥梅博士结合讲座内容和自身的学习工作经验，感悟到历史研究需以材料为基、以问题为引，但应避免陷入碎片化与理论空转的困境。她特别提到，马敏教授跨学科融合史料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方法，为其提供了破解之道和学习之法。紧接着，她向马教授请教该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兴起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

马敏教授以陈志武、康文林等在量化历史研究前沿的学者为例，认为数字化很可能会引发史学变革，数字历史也很有可能成为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并推动历史教学方法的改进。此外，他结合中外历史大事件数据库的建设，提出人机互动的概念，充分说明人工智能的介入对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第二位提问者、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亓天浩同学以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为引，指出这一概念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对近代中国的作用，而忽视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动力和自主性的局限性。由此，他向马敏教授请教应如何客观地诠释中国的现代化概念。

马敏教授认为，这需要回归本土脉络诠释现代化。他指出，近世明清时期的商业化、城市化及思想启蒙已孕育早期现代化雏形；西方冲击实则与中国内生动力交织，如张謇、卢作孚等将传统资源与西方技术结合，推动南通、重庆的近代化实践，证明“融合”而非“替代”更契合中国近代的发展逻辑。马敏教授强调，中国现代化本质是传统因素与外来文化碰撞中持续调适的过程，其路径选择根植于社会内在逻辑与历史连续性。

从“史无定法”到“史采佳法”，表明历史学的研究没有其固定的模式和方法，但又有其内在的规律，马敏教授结合理论知识和自身研究实践中的例证，让在座师生生动形象地感受到历史研究如何选题、如何寻找新材料以及如何开拓创新。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听完马敏教授的精彩讲座，许多师生都有同感：惟有脚踏实地，在实践中体悟运用马敏教授分享的治史心得及宝贵经验，才能更好知不足、促改进，逐步迈进历史学术的殿堂！